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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未知 发布时间:2019-05-03 19:03 作者:admin   

“杂牌军”抗战表现并不好

关于抗战,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,即中央军都是畏缩不前,而让地方杂牌军与日军作战。如2011年,李敖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即说,抗战最重要的是杂牌军,优秀的张自忠将军就是西北军

  关于抗战,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,即“中央军都是畏缩不前,而让地方杂牌军与日军作战”。如2011年,李敖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即说,抗战“最重要的是杂牌军”,优秀的张自忠将军就是西北军出身,还有其他军阀、游击队,共同努力打击日本军。①

  事实并非如此,以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武汉会战来说,淞沪会战先后投入70余个师,除12个中央嫡系师、9个川军师、7个桂军师、5个粤军师、3个黔军师外,其余都是改编后的原东北军、西北军、鄂军、湘军等“半嫡系”师。②

  率先与日军交火的第87、88师、36师和教导总队,都是中央军德械精锐。这几个师表现颇好。87师坚守闸北两个半月;88师阵亡了2个旅长、3个团长、11个营长;36师伤亡官兵1.2万余人。其后,迎击日军的主力也是胡宗南、罗卓英、宋希濂等所部中央军嫡系。中央军所属空军、海军更是损失殆尽。

  至于桂军,由于白崇禧“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,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,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。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,纯凭主观的推断……以致桂军遭受重大牺牲。”以至后来白崇禧听说散落的桂军士兵被友军收容,“大感有伤体面,连日饮食不进”。③多亏胡宗南部赶来支援,才稳住阵地。

  从上海撤下的桂军,原本奉命保卫南京。但白崇禧“恐桂军全部牺牲,不让桂军入南京……坐观南京成败。”当时守卫南京的是中央军嫡系的5个军、教导总队,以及川军2个军、粤军2个军等。最先在南京迎击日军的还是作为中央嫡系的教导总队、71军和72军,血战雨花台、中华门等地,伤亡极大。④所谓“杂牌军”中,粤军表现较好,其“在沪抗战,曾着壮烈之誉”,南京沦陷后,粤军“兹复突围歼敌,尤为难得”。⑤

  接下来的武汉会战规模更大,中国投入129个师。除川军20个师、桂军11个师、粤军7个师、滇军4个师外,其余都属中央军系统的嫡系或“半嫡系”。武汉会战中,各支国军大都能奋勇杀敌。⑥正如孙元良所说,“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,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。”

  以上所说三大战役,都有相当数量的川军参加,只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好,大体上如王世杰所说,“川军数量之众,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(二十五师团约五十万人),而纪律器械均甚劣。此次川军参加抗战者,惟杨森所部略有成绩,刘湘所部多不战而溃。”另外,太原会战期间,“有云此次晋事完全坏在川军,孙震两师遇敌即溃,邓锡侯由寿阳一面后再无一下落,彼等三师到处滋扰,东路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。”⑥可见川军的战斗力与军纪,皆不如人意。

  抗战初期,各地方势力大体上尚能与中央团结一致,共御敌寇。但进入相持阶段,地方势力又趋向避战自保。譬如,1942年阎锡山亲信贾景德对徐永昌说,“阎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蒋下,最后且谓不得已尚可跳黄河,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。又刘文辉极拉拢阎先生,以为美恐无进步,抗战无结果,龙云等附之。”与此同时,四川的“邓锡侯甚联络晋方人士”。徐永昌听说这些事后不由叹息:“奇哉,在今日下,尚不以国家存亡为前题,乃斤斤于一己地位之高下。”⑦

  又如桂系,1944年桂柳会战,“敌军沿黔桂路进逼,桂军避战,听由敌军长驱直入”,以至要作为重庆卫戍部队的97军出动应敌。桂林失守后,第四战区长官部有官员上报军委会,“指陈张发奎无斗志,且对中央不满;薛岳对桂军及白崇禧不满,亦无斗志”。地方势力间的不和,成为抗战阻力之一。

  这些矛盾的存在,使日军破坏抗战阵营成为可能。早在1939年,日军即命“曾在李、白、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”,用两天时间“同龙云谈了五个小时,另外,同白崇禧面谈了五次,同李宗仁谈了两次”。此人回报说:“这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,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,不可轻举妄动。”同年12月,日军知道蒋介石拒绝白崇禧让桂军回广西的要求后,判断这将“引起蒋、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”,遂发出一封意在劝降的《致李、白将军书》。⑧

  为劝降阎锡山,日军开展了“伯工作”。从1940年开始,阎、日间的交涉长达数年之久。在双方的协议中,日军许诺,让出山西,给予晋绥军所需装备,阎锡山“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长,,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总司令”。阎锡山与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龙云等虽未真的降敌,但这种秘密接触本身说明,他们对于是否继续抗战心存犹豫。⑨

  对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的战斗力,1939年11月,冈村宁次在“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”中曾判断:“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,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,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,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,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、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。只要该军存在,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。”⑩确如其所说,在抗战中后期,无论是正面战场参加会战,还是敌后消耗日军,中央军都起到了比杂牌军重要得多的作用。

  ①洪肇君:《李敖妙答6问 学生大呼过瘾》,中时电子报2011年4月4日;②张建基:《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考》,《军事历史研究》,2006年第1期;曹剑浪:《军简史》,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,第316——335页;③蓝香山:《桂军参战见闻》,《原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:淞沪会战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,第268—270页;④戚厚杰:《南京保卫战指挥机构与参战部队考证》,《日本侵华史研究》,2013年第4卷;⑤《王世杰日记》,1937年12月21日、1938年1月22日、1944年11月11日;⑥易斌:《试论川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历史地位》,《军事历史研究》,2001年第1期;⑦《徐永昌日记》,1937年11月8日、1942年8月16日;⑧⑩《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(上册)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,第504—506页、519页;⑨景占魁:《论抗日战争时期的阎日关系》,《晋阳学刊》,1998年第5期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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